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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體化

“霾匯”:京津冀霧霾破解之道

    

    近日,世界衛生組織首次確認大氣污染對人類致癌,并視其為普遍和主要的環境致癌物。據中國氣象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籠罩在首都上空半年許久的霧霾是北京有相關數據記錄以來最嚴重的典型的復合型環境空氣質量污染,對居民健康、城市形象、經濟發展都造成了相當負面的影響。

    京津冀地區作為中國版圖的心臟區域和近兩年霧霾肆虐的重災區,有多達1.07億、占全國1/13、占全球1/60的人口在此生產生活。在全球環境持續惡化的大背景下,創新機制,從根治霧霾、清潔天空著手,全力改善京津冀地區環境質量,并引領帶動整個中國發展方式和環境質量的根本躍升,對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是關乎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相關研究顯示,北京地區霧霾的“中堅”成分——PM2.5主要來自機動車(24%)、燃煤(20%)、周邊地區的外來輸送(19%)、餐飲(13%),四部分合計達76%;京津冀地區的PM2.5則主要來自燃煤(34%)、機動車(16%)、工業(15%)、其他(13%),周邊地區的外來輸送占比較小,為9%。可見,霧霾的治理,北京很難獨善其身,必須將京津冀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統籌。在此不妨借鑒碳匯與清潔發展機制,劃設范圍,統一標準,建立具有區域特色的霧霾防控與治理體系。
    碳匯與清潔發展機制是基于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排放過量導致全球環境問題凸顯的國際共識。其中,所謂碳匯是指通過植樹造林、森林管理、植被恢復等措施,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并將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從而減少溫室氣體在大氣中濃度的過程、活動或機制。碳匯能力以吸收二氧化碳的多少和固碳能力的大小來衡量。而清潔發展機制(CDM)是根據《京都議定書》建立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減排溫室氣體的靈活機制,核心內容是允許發達國家的投資者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減排項目,從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履行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中所承諾的限排或減排義務。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暖,主要針對發達國家的靈活履約機制,CDM是現存的唯一的可以得到國際公認的碳交易機制,基本適用于世界各地的減排計劃。同時,清潔發展機制是《京都議定書》中唯一與發展中國家有關的機制,這種機制既能使發達國家以低于它們國內成本的方式獲得減排量,又有利于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先進技術和資金,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清潔發展機制被認為是一種“雙贏”機制。總體上來說,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上,清潔發展機制是戰略方案、碳匯則是戰術手段。
    京津冀地區霧霾治理與上述清潔發展機制的誕生有著諸多相似。即都面臨著環境危機和區域內發展不平衡的大背景。從區域范圍上看,京津冀地區以自生性霧霾為主、大氣環境幾乎自成系統。從發展階段來看,區域內產業結構、用能方式差異較大,因此霧霾來源不同,霧霾治理手段與重點也不相同。
    對于京津冀地區來說,跨區域治理霧霾除了需要壓煤、上氣、控車、監管等常規戰術手段外,還需要頂層設計,統一謀劃。通過劃設范圍,統一標準,市場導向,建立區域“霾”匯及清潔發展機制,加強資金保障,拓寬融資渠道等方式,建立具有區域特色的霧霾防控與治理體系。
    劃設范圍、統一標準
    范圍,既指地域空間也指涉及內容,先期以京津冀三地來構建和示范,條件成熟后向整個華北、東北等我國霧霾重災區擴容;內容上首先從技術角度明確霧霾組分、來源和防治措施,技術成熟后擴展到跨區域水環境、土壤重金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治理等領域。標準上,要統一區域內的空氣質量標準、減排標準、獎懲標準、換算標準、監測標準等,為建立區域“霾匯”交易及清潔發展機制做技術保障。對于吸收削減霧霾的森林、濕地、湖泊及河流等生態系統也都應列入標準,特別是屬于集體與個人的生態資源,有了標準才好評估、才好進入區域“霧匯”的市場交易環節。
    建立區域“霾匯”及清潔發展機制
    發揮北京的科學技術、金融、信息優勢,津冀的腹地、資源能源優勢,通過政策引導和制度設計,建立區域清潔發展機制,用靈活性的“霾匯”交易制度逐步代替傳統的行政強制限行、減排等手段,全面推進三地的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合作,發展節能環保、新能源、電子信息及生物醫藥等清潔產業,促進整個區域產業結構升級和能源結構調整,實現“多贏”局面。這是根治霧霾的最根源、最核心問題。同時,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大力壓減燃煤,升級工業除塵、脫硫、固碳裝置,減少工業排放,提升車用燃油標準、發展清潔能源汽車,促進京津冀地區空氣質量持續改善。
    加強財政支持、拓寬融資渠道

    京津冀地區霧霾治理涉及到產業升級、能源結構升級等深層次問題,對資金的需求量將非常巨大。任何污染物的削減都伴隨著對高污染、高排放企業進行限制或關停,企業自身進行清潔生產改造,也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因此,除了專項財政資金支持外,還要發揮稅費調節作用。探討實施“碳稅”、“硫稅”、“擁堵費”、“油煙費”、“空氣不達標罰款”等,發揮價格杠桿作用。此外,要全面動員社會力量,充分利用社會資本,發行生態債券、建立霧霾治理基金、推廣“霾匯”交易等,拓寬霧霾治理的融資渠道,并提升民眾環保意識。嚴格規范上述資金的使用,堅持以獎代罰、以獎為主,用于反哺企業和社會的環境治理,實現資金動態流動、動態平衡,逐步推動區域發展方式和用能方式的轉變,最終破解霧霾困局。

    (作者:張立鵬;刊載于《投資北京》雜志2014第1期,收錄于《京津冀一體化的“三線”建設》(張立鵬著 中國書籍出版社2015.5)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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